摘要:

流坑是一个村庄。一个很地道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了一千多年的村庄。
今天,尽管中国的绝大多数村庄都已经变得(或者说发展得)跟流坑这样的村庄不一样了,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非常城镇化,甚至城市化、现代化,没有了农耕,没有了田地,村民的吃喝、拉、撒、睡已经完全和城市居民一样。但是我们一想到村庄,脑子里依然是山地、田野、荷塘、炊烟,有打鸣的公鸡、对生人始终保持警惕的狗,还有牛,有猪,有光屁股小孩在河里洗澡。我们的村庄概念是很顽固的,是渗透在血液里、渗透在骨髓里的。并没有因为现实村庄的变化而改变,因为我们过去是,现在还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今天,至少还有七亿中国人生活在乡村。我们之中的很多人,是直接从村庄里走出来的。我们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常常可以不带脸红地、大大方方地说:那太熟悉不过了。所以有些最卖座、最有收视率的电影、电视连续剧,除了描写宫庭,以及死了八辈子以上的古人,剩下的就是描写乡村和农民,而且,大多数都是过去的乡村和过去的农民。乡村和城市看似越来越近,其实越来越远。传统的、自然的、尤其是古朴的乡村,慢慢地、悄悄地,先是在我们四周消失,然后在我们的视野里消失,最后,将可能在我们的版图上消失。倘若,能有一个偶然的机会,面对一个在某个地方活了一千多年的村庄,那是我们的运气。
流坑,就是这样的一个村庄。


我们有很多昔日的村庄,现在已经扩展壮大成为乡、镇,乃至升格为县、市。只有流坑,不管它资格有多老,规模有多大,人口有多众,档案里有多少辉煌的记载,它始终是一个村,一个社会最基层的政权细胞。作为村,也有名气很大很大的,比如华西村,大邱庄,南街村,等等,它们之所以有名,很大程度是因为它们的富裕。流坑不富裕,确切地说,还很贫困。所以,跟中国大多数乡村一样,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多少人去正眼瞧它一眼,流坑村普普通通,默默无闻,藏在山中人未识。终于,在90年代初的某一天,流坑村民听说自己居住的这个村子“被外界发现了”。
感谢发现流坑的学者专家们,因为他们的"发现",我们才得以知道流坑的确切位置。

流坑,位于江西省抚州地区乐安县西南部,北距县城38公里,西去所属牛田镇8公里。流坑村现有居民820户,4700多人,村庄面积3.61平方公里,耕地3,572亩,山地53,400亩。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大村子。

我们还知道了流坑曾经拥有的、令世人惊讶的、辉煌的过去。

流坑村始建于五代南唐升元年间(公元937-942),全村绝大多数人姓董,尊汉代大儒董仲书为始祖,董合为流坑董氏的一世开基祖。北宋初年,董氏第三代孙董文广兴教办学,倡导科举仕宦之路,因而在两宋时期(公元960-1279))、流坑仕宦鼎盛,人才辈出。宋仁宗甲戌年(1034),董文广的侄子董洙、董汀、侄孙董仪、董师德、董师道一门五人同时考中进士,族人为此在村中建"五桂坊"以显殊荣;两宋三百年,董氏一族共出了26名进士;宋、元、明三朝,流坑人中进士者33人,其中文、武状元各一人;官职上至宰相、司徒、司空、师保、尚书、侍郎,下至知府、知县、主簿、教喻的流坑人氏达二百余人。

明清以降,流坑的科举仕宦日见式微,但流坑董氏的学术、文化、政治、工商活动却呈现旺势。明代董姓学人共有著述38种,有诸多名流贤达为流坑董氏撰文、赋词、赠诗、题匾,如王安石、梅圣俞、朱熹、文天祥、吴澄、罗洪先、聂豹、曾国藩、左宗棠等等,都为流坑留有墨迹。而明末清初乌江上游的竹木贸易空前繁荣且为流坑董氏所垄断,崛起的富商捐钱买官,营造豪宅,复兴宗祠,修撰谱牒,扩大族产。以其严密的宗法制度将流坑庞大的族群凝聚维系到二十世纪中叶,以致一村一姓延续千年,历尽沧桑几经战乱而不散。
现在的流坑为何令世人刮目相看,除了它的千岁年龄外,流坑还相对完整地保留了大量的古文化遗存。

流坑村现存明代建筑十九处(含遗址),清代建筑二百五十余处,其中牌坊楼阁二十六座、祠堂五十多座,整个村庄的平面布局,基本上保持了明代中晚期的格局,街巷交错,井然有序。明清住宅、建筑大多有匾额、楹联,匾、联多有出处,有年代可考。全村现存木匾约一百七十余幅,墙匾二百五十多幅、楹联一百多幅,许多匾、联出自名家之手。古建筑群中的木雕、砖雕、石雕、壁画、彩绘作品随处可见。

如何看流坑?研究古建筑的、研究地方史的、研究古代文化艺术的、研究民俗民风的、研究典籍碑铭的、研究文物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的、以及搞旅游的、搞各种艺术创作的,都会根据自身的经验和感受,在这个不足4平方公里的村庄里寻找到自己的答案。


第一次去流坑,大京九铁路刚刚通车不久。我手里拿着地图,地图上没有流坑村,只有乐安县。瞪大眼睛再寻找距离乐安最近的火车站,找到了,那个车站叫八都,很小的一个站,普通快车不停。侥幸的是,那天列车到八都却意外地停下来加水,我大着胆子跳下车,结果蒙对了,去乐安方向的叉路就在车站附近。于是在路口拦汽车,等了一个多钟头终于等来了一辆,但只去永丰县城。到了永丰再转车,又等,等了两个小时,终于挤上了一辆去抚州的车,车速比自行车快不了多少,因为修路,到处都在开挖,车子走走停停,三四十公里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了鹅潭路口距县城还有4公里,再换车,进县城住下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找去流坑的车,没有,车只到牛田,牛田到流坑还有大约8公里,没有车,找到镇长,镇长开着北京吉普把我送进了流坑村。从八都车站到流坑不过80公里,在1996年的冬天,我走了一天半,还是搭乘汽车。

三年不到,1999年我又去了一趟流坑,在吉安乘班车,只用三个多钟头就进入了流坑村。吉安到流坑140公里。
发展很快。变化很快。
江西省境内曾经出过30名以上进士、在历史上显赫一时的村落也还有许多,王安石、曾巩、晏殊、乐史几大家族在江西都是名门巨姓,但这些曾经煌极一时的村落都没能留下多少文物遗存,唯独流坑,基本上保持了历史的原貌。原因当然很多,但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交通闭塞加上自我封闭。默默无闻、不为人知,是流坑村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得以躲过无数次有形和无形的劫难、保持着历史原貌,让古建筑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化研究者感到"相见恨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相见,一下子缩短了流坑和外界的距离,流坑开始面临剧变,有点象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其变数,就不是打开盒子的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了。
以后多次出入流坑,虽然流坑给了我很多意外,但并没有改变我对它的初衷。流坑的历史遗存是罕见的,罕见在于它不是一处古遗址,也不是一座纪念馆,它不属于僵化、死亡了的名胜古迹之类,它是一个有着千年生命的,至今还活生生的、经典的、自然的中国村庄。


 
流坑作为一个乡村的纯粹和丰富,让我多次往返其间。宿在昔日的大队办公室,吃在村民家里,没有电话,没有报纸,获取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是村民家里的黑白电视机。我记录着今天的流坑因为我知道,今天的流坑将会很快成为历史陈迹,如同昔日的流坑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一样。
我用照片记录流坑村今天的生活片段,以为照片所具有的切割时空的功能,可以留住这个自然村落在二十世纪末的一系列自然形态。但是我低估了流坑和外界贯通之后其内涵的转变速度——每一次进入流坑村,都会感觉到上一次见过的人和事已经和这一次大不一样。今天拍摄的流坑已经不是昨天的流坑。
过去二十年,中国发生的变化不可估量,无论在城市、在乡村,我们都身处变化之中。虽然因为长久的封闭,流坑才得以向世人展现它"千古未变"的一面,它所保存的历史遗存也给表现这个村庄的过去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元素,但是流坑不仅仅是过去的流坑以及它的延续,对于摄影师来说,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正在经历前所未有变化的流坑,尽管这种变化显得稍稍来迟了一步。
我知道,照相机只能截取现在时态的一个切片,通过这切片去暗示过去和未来。对于叙述一种变化过程来说,摄影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叙述性文字的出现,势在必行。记录流坑村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所思所想及荣辱沉浮,除了照片,我想还应该有流坑村村民自己的声音。因此在文字叙述部分,我有意识地采用了访谈实录的方式。和流坑村的老百姓聊天,听他们讲流坑过去的事,听他们讲自己家里的事,听他们发牢骚,听他们谈希望,同时用录音机原原本本录下来。
现在,我把这些有关流坑的图片和文字和盘端给你们——看照片的人和读文字的人,期待更多关注中国农村、关注中国变化的读者的参与——

看照片里的故事,读故事里的照片。

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

(写于1999年-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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