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有太多的人过于轻率地把摄影的纪实性和见证性做不适当地夸大,以为可以用“纪实摄影”这一概念来指称发生在近三十年的中国摄影文化运动。的确,如果不是过度追究定义的准确性,只就方便而言,“纪实摄影”是可以用来命名这场运动。因为,自从摄影传入中国以来,从来没有那一个年代,能够像今天那样得到如此充分的记录,每个阶层、每种活动、每类行当,每样职业、每一场所,包括鲜为人知的隐匿事件,包括冲突,今天都有、或都可能有摄影家驻足其间。他们孜孜不倦地搜寻着独特而陌生的对象,为每一个瞬间能够成为图像并进入历史而努力工作。但是,即使如此,由“纪实摄影”所呈现的图片世界,并不能等同于它的原点,甚至与原点有相当的差距。这说明,我们无法仅仅用“纪实摄影”来观察此前所发生的视觉现象。相反,这么一个多少有所含混、常常被过度轻率地使用的概念,并不足以说明发生在摄影领域的许多生动个人。在我看来,如果希望更实在地去描述众多的摄影现象,不如回到一个原初的立场,从个人观察的角度审视那些活跃在社会第一线的摄影工作者,包括他们的工作和隐藏在背后的价值。

对我来说,我的确更愿意使用“个人影像”来指称某类摄影家。表面看来,他们关心社会,介入生活,他们的成像风格和人们所熟悉的新闻摄影或报道摄影有相似之处,和艺术界所“公认”的所谓“摄影艺术”相异甚远,更难以从中发现语焉不详的“观念”之类的东西,但是,只要深入到他们的图像背后,我总能发现一双锐利的眼睛。我发现,他们对于社会的关注,其实是以个人介入为前提的。他们在持续不断的观察中,注入了个人对社会的全部认识,注入了个人对历史进程的理性认识和伦理判断。他们的意义在于,他们并不希图创造什么,而只坚持发现。他们把摄影视为介入日常世界的有效工具,并让他们的结果,也就是互有关联、互为解释的图像群,成为书写历史的关键词,而为观察的意义寻找视觉的落脚点。他们的观察纯然是个人的,但其结果却成为说明存在的全部意义的一种见证。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个人观察,真正具有纪念碑的价值,而耸立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成为后人认识他们所处的时代所无法回避的视觉路标。

张新民
张新民的公共身份是摄影家,就职于《蛇口通讯报》。但在他公共身份的背后,却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移民。1988年春,张新民毅然加入从内地到沿海的移民大军,从四川家乡,先是移到海南岛,年底再到深圳,最后落脚在蛇口。三十多年来,他不仅目睹了中国城市化的急剧进程,见证深圳如何从一个三万多人口的渔村变成上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而且,做为移民,他还感同身受地体验了农民转变身份、进城打工、寻求新生活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即使从世界的角度,其规模和速度也是惊人的。甚至可以说,中国农民进城,是20世纪下半叶一件具有全球化意义的大事。所以,当他把那些农民工做为自己长期追踪拍摄的对象时,与其说是出于对一种题材的敏感,不如说是对自身命运深度审视的结果。在《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一书的“后记”中,张新民谈到了对摄影的思考:“离开四川到南方来寻找摄影,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但是却没有让摄影参与记忆,我开始觉察到一种遗憾。生存的琐碎与具体,其实距离大喇叭里的宏伟与崇高非常遥远,这种反差迫使我对摄影进行反省:我要做的摄影究竟是什么?” 也许,从这段话中猜测,张新民早年选择摄影,可能还有几分“艺术”冲动。但是,随着个人的迁移,随着摄影家对迁移的理解,尤其是,随着对迁移的“失忆”,张新民敏锐地发现摄影和记忆的特殊关系,发现图像的“琐碎与具体”对于历史的价值,这促使他对所从事的工作进行反思。结果,张新民意识到,他的使命就是要用相机把记忆保留下来,并使之成为历史。他着重指出:“如果说文革和下乡插队这些在我看来极为珍贵的视觉记忆的缺席,是因为当时的年幼无知或者没有摄影条件的话,那么80年代再缺席对于我的所谓‘摄影’,实在是绝大的嘲讽。当时,封闭的大门已经打开,而且谁也不可能再把它关上,整个社会都在试图摆脱贫困,而最渴望摆脱贫困的是农民,他们是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他们和我一样,离乡背井到开放地带来找出路,势头汹涌。置身于这样从未有过的流动大潮,我心里有一种不安。一方面对自己未来的不可知,一方面则来自失忆的恐惧,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些东西用胶片纪录下来——这可能才是当时我应该做的摄影。” 正是这样一种动机之下,大约从1990年开始,张新民把镜头率先对准蛇口工业区工厂里的打工妹。他说:“大量的从内地农村招来的年轻女性在这里的流水线工作,我的宿舍和这些打工者的宿舍同在一个门楼。拍摄这些打工妺不是出于什么人文关怀,也没有想为历史做什么见证——照片的历史价值不取决于摄影师的意愿而取决于社会需要——我只是想让摄影回到自己生活经验所及的范围之内。”

张新民交待得很清楚,寻找摄影,结果他发现其价值不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社会需要。从事摄影不是因为人文冲动或史实纪录,而是因为对“记忆缺席”所产生的个人恐惧。

有意思的是,随着拍摄的深入,张新民发现他不能仅仅面对移民的终点,不能停留在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厂房,以及那些几乎给剥夺了全部人生乐趣的打工一族。对他来说,要想完整表达中国农民的世纪“远征”,就必须追溯其源头,重新回到贫困的内地,回到甚至连交通都不发达的山区,回到一个又一个的乡村。

从后来成书的《包围城市》来看,张新民做为一个摄影家,让人感动的地方是,他通过镜头真实地去面对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远征”农民,他们有名有姓,因而显得有血有肉。有人会把张新民的这一工作方式解释成是“新闻摄影记者”的素质,我觉得这种解释过于直观。不错,作为新闻摄影,不仅要对图片负责,更要对图片里的人物及故事负责。但是,仅仅从视觉看,摄影记者在拍摄之余记录下若干素材,一般只是作为备忘。而对于张新民来说,他并不是因为备忘才留下相关文字,在他看来,恰恰是每一个具体的农民工,集合起来才构成现实中的“远征”。对这一点,张新民可以说做得相当认真,一丝不苟。也正因为他的这一态度,使《包围城市》一书比起许多同类图书都更有份量,更加结实。

顾铮就张新民《包围城市》中一张拍摄城市“蜘蛛人”的照片评论道:“张新民的一张高楼擦窗工的照片,就典型地显示了这种对立(指城乡对立)。他从一个俯视的角度拍摄了这个在窗外工作的农民工。俯视所造成的强烈的透视关系使我们发现,这个民工与他周围的水泥丛林形成了一种人在城市如临深渊的险恶关系。而这正好最为雄辩地从视觉上定义了农民在城市中的处境。周围的环境对于他是冷漠的,他在城市这个空间里是无助的,可以作为援手的资源是有限的,就像他只能抓紧手中的这根绳子这样,他在这个城市中孤立无援。”

顾铮提到的这个“蜘蛛人”叫钟家财。为了表现“蜘蛛人”钟家财和他的同伴的工作,张新民在《包围城市》108页到113页中放了7张图片,并用“荡悠在高楼之间”为题作适当的文字介绍,交待了“蜘蛛人”的收入、工作量以及从事这一行的无奈。其中,“溜下去”一幅拍的是俯视中的钟家财,后面一张则是他的手脚特写。这是一双皮肤几乎溃烂的手脚,直观地把“蜘蛛人”的工作性质传达了出来。而为了拍摄这一组照片,张新民不惜与“蜘蛛人”一样,腰里系着绳子,拿着相机,从26楼一直滑到底层。

我们知道,给张新民带来最初名声的是他拍摄1992年深圳“股灾”的一组照片,尤其其中一张,一个年青人双手紧攥着钞票和身份证,激动万分地对着摄影家绝望地喊到:“我排了两天两夜呀!”这是一个被提前清洗出列的江西小伙子,他的表情,以及表情背后所代表的疯狂欲望,成为解释随后发生的股民闹事的绝妙证言,也成为中国人追逐财富的形象写照。从那时开始,张新民被公认为是一个优秀的“报道摄影家”。但是,从他的《包围城市》中得知,张新民一开始就不甘心去报道一些片断,他的目标是用相机为整整一段历史留下形象证言。也正因为这个目标的宏大,让他常常感觉到图像的局限性,只好用文字、最后用成书方式来呈现他的工作。

如果说《包围城市》表达的是一整段历史的进程,是一条线的话,那么,张新民在另一本同样性质的文图书《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后的标本——流坑》中,则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历史的切片,一个点的深入。

其实,《流坑》原来也是张新民的“远征”拍摄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当摄影家多次造访流坑村以后,才发现这是具有独特价值的“点”,需要做细致的切片扫描。甚至,当整个“远征”还在拍摄和整理当中时,对“流坑”的拍摄已经相当完整,所以还比《包围城市》出版得更早。

在《流坑》的结尾处,作者谈到了他的拍摄动机:“从五代南唐时期(公元937-975)流坑董氏一世开基祖董合一家筚路蓝缕,在案山脚下乌江西回转角处的白泥塘安下家宅,垦田植谷,奠立董氏基业到今天,一千多年过去了,有多少跌宕起伏、荣辱兴衰、悲壮辉煌的大剧在这块土地上演绎,流坑始终还是一个村落,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典型的中国乡村。这个中国乡村的荣耀、衰败、转变、更新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农业社会史的一个缩影。因此有史学家认为,今天的流坑尽管从外貌到内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可它仍然还是一座活标本,而不是活化石。活化石是久已死亡的物种的变异,而活标本并不意味着物种的完全僵死或基本绝迹。”

从这段近乎自白的文字中我们得知,虽然张新民深入的是一个点,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村子,但是他发现,从这个点中,依然可以看出与“远征”具有同样价值的变迁,只不过那个变迁更漫长、更富有历史感、也更让人伤感。我以为可以把“流坑”看作是中国人对一个家乡的建设,可以形象地说明潜藏在中国人乡土观念背后的历史宿命。当一切都变得和流坑的现状一样时,也就意味着中国农民不得不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开始另一场可能更为动荡悲惨的“远征”。在流坑,历史似乎是凝固的,而在《包围城市》中,历史突然变得像脱缰的野马,把那些守土驻乡的农民席卷进现代化的可怕大潮中,个人命运变得如此脆弱,生命变得如此渺小。

美国年轻的学者谢牧正确地看到了《流坑》中的文化人类学的价值观,而把张新民的工作区别于一般的旅游介绍。 呈现在《流坑》中的图片和文字紧紧相连,形成一个解读上的整体。其中,访谈性质的文字和直观的图片成为有效的互补,深入地阐发着另一场稍无声息的“远征”,一场延续了千年之久的缓慢远征。这本书也表明,作为摄影家张新民,已经形成他个人的观察方式,而无法用“纪实”或“报道”之类的概念来简单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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