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张新民写于2004年

这个选题拍摄于1990-2000年,里面的照片大多数是我的视觉记忆——看见了,有些感受,然后用相机拍下来。存放在胶片上的这种记忆,记录了我所“看见”的对象,也同时记录了当时的我——我在怎么看——动机、立场、观点、心态,以及我和对象的关系。

记忆跟年龄、阅历关系密切。我出生那一年,中国和美国正在朝鲜打仗,国内一半以上的农民正在敲罗打鼓跑步加入农业合作社。当然,这些东西不可能在一个婴儿大脑里留下任何印象,真正属于我的第一个记忆是在3年以后,我在睡眠中被大人带到成都,睁眼看见的是长长的有轨电车和雨后倒映在地面积水中的城市灯火。从那以后,记忆开始增多,私营企业公有化运动、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反右派运动等等,这些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在我的记忆里是模糊的,零散的,因为这些东西跟一个孩子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我的脑子里,跟自己有直接关系的记忆是1960-1963年的饥荒,在饥饿中挣扎着活下来的记忆直到现在依然清晰可辨,紧接着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上课了,不读书了,不考试了,革命占据了我和我同龄人整个青春期的记忆库,革命的内容之一也包括了这一代人被统统下放到农村去接受改造。重新回到城市已经是1970年代,可以看一些书了,这时候我才开始问自己:这辈子究竟想干而且能干点什么?在作出决定之前,我觉得应该先尝试着整理自己的记忆。

当记忆缺席的时候,那正是我的婴孩期。个人如此,我想,社会可能也是如此。没有记忆的大脑是空白的大脑,没有记忆的社会不可能是成熟的社会。

审视记忆的结果是有了表达自己意(愿)见(解)的欲望。把自己个体的记忆拿出来共享,让整个社会审视,期待共鸣,以汇成整个社会的共同记忆(共识)。尽管,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处于沉默之中,但是我想,渴望说话,渴望表达自己意愿的人正是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因为他们不愿意再次进入记忆中的丑恶场景。

1970年代初期,物质匮乏,照相机更是稀罕之物,除了极少数富裕人家拥有之外,绝大多数掌握在官方宣传机构手里。鬼差神使,1980年我被调到这样的宣传机构负责编辑一份小报,在那里我接触到了一台照相机,我用它拍下了我的第一张发表在传媒上的照片。

197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有思想解放一说,在此之前,和文学、绘画一样,中国摄影一直都服从于政治需要。摄影术本来源自西方,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摄影从业者一直和西方隔绝,根本无法获取任何外面的信息。直到中国慢慢打开大门看世界,首先涌入中国大陆的,是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的沙龙摄影,花鸟鱼虫、山水美人,基本上与社会生活无关,可能正是由于远离意识形态,这一类摄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左右了中国摄影师的价值取向,摄影从业者和爱好者群起效仿港澳沙龙,日出日落、雪山草地、少数民族等等,成了摄影者猎取的主要对象。刚刚接触到摄影的我饥不择食,很自觉的把这种摄影当成了追求的目标,一追就是七八年,在这七八年里,记忆被淡化了。

1988年的春天,我不顾一切离开了四川,去了海南岛。当时的海南岛刚刚由广东省的一个地区行署脱胎,要从反帝防特前线这个角色转为中国最开放的大特区,极具戏剧性。那个时候的我背着照相机,成天混在渡海过来的淘金者堆里,吃着蒜绒通菜和咸鱼干,心里却想着如何把照片拍得艺术和美伦美涣。建省之初的海南是动荡的,生存搏杀是严酷的,大舞台上演绎着人生的精彩,我亲历了这些动荡,我感受了精彩,非常可惜,由于摄影理念的不确定,我没有拍下多少和记忆相互对应的胶片。至今追悔莫及。

海南建省,吸引了数十万人才过海峡,不流动的中国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密集式的人才大迁徙。这之前,先觉的农民们已经开始行动,他们离开山寨、离开乡村,悄悄地向着城镇、向着城市进发。我有幸,加入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动荡和漫长的迁徙,从四川到海南,从海南又到深圳。在深圳不到一年,1989年11月,我所栖身的报社突然关闭,和所有的人一样,我立即陷入了失业的恐惧。那一年,我开始反省自己的摄影。如果说文革和下乡插队这些在我看来极为珍贵的视觉记忆的缺席,是因为当时的年幼无知或者没有摄影条件的话,那么1980年代的再缺席对于我的所谓摄影,实在是绝大的嘲讽。当时,中国封闭的大门已经打开而且谁也不可能再把它关上,整个社会都在试图摆脱贫困,而最渴望摆脱贫困的是农民,他们是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他们和我一样,离乡背井到开放地带来找出路,势头汹涌。置身于这样从未有过的流动大潮,我心里有一种不安,一方面是对自己未来的不可知,一方面则来自对失忆的恐惧,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些东西用胶片记录下来——这可能才是当时我应该做的摄影。

1990年,我开始拍摄我生活的蛇口工业区,大量的从内地农村招来的年轻女性在这里的流水线上工作,我的宿舍和这些打工者的宿舍同在一个门楼。拍摄这些打工妹不是出于什么人文关怀,也没有想为历史做什么见证——照片的历史价值不取决于摄影师的意愿而取决于社会需要——我只是想让摄影回到自己生活经验所及的范围之内。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民工潮的规模越来越大,大批农民离开土地涌向城镇,涌向中小城市,涌向沿海大城市。离开土地的农民们绝大多数没能溶入城市,他们生活在城市边沿,影响着城市,改变着城市,同时也改变着自己。我的摄影也由1990年开始记录深圳打工妹,进而扩展到关注这场独特的迁徙。我拍摄流动的农民,也拍摄他们涌入的城市。拍进去以后才感觉到,我们所谓的农民问题实际上大多只是挂在嘴上的问题,城市对农民是蔑视的,民工潮带给我的启示不仅仅是生存的艰辛,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城乡关系的巨大冲击,这冲击将改变现存的城乡格局。到1994年,我猛然发现,这些年我一个接着一个地拍摄图片故事,其实,拍摄的都是同一个故事,那就是我们多年不变的城乡关系正在面临的崩溃。农民“包围城市”,是中国国情的必然,我拍摄他们,根源在于我对农民们不顾一切也要改变命运的体验,我拍摄的,其实是自己的故事。

“包围城市”作为拍摄题目,自然而然凸显了出来。1996年我突然问我自己:“包围城市”?为什么不从“包围”的源头开始拍摄?农民进城,改变了城市生态,那么乡村呢?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乡村现在还有没有?如果有,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我开始寻找一个乡村,需要“寻找”,是因为我视线所及的乡村已经非常城镇化,甚至非常城市化了。
流坑作为一个乡村的纯粹和丰富,让我在1996-1999年多次往返其间。流坑给了我很多意外,最大的意外是我拍摄的这个“源头”最后没有被收进《包围城市》这个选题,《流坑——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后的标本》作为独立的一本书,在2000年5月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

《包围城市》拍到2000年,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已经全面松动,大片农田变成了商住楼,被“包围”的城市反过来吞噬乡村,土地能让开发商暴富,一纸城市户口却未必能让农民改变命运。农民们还是在不断地涌入城市,但态势已经和1990年代不一样了。

除少数照片拍摄于八十年代,《包围城市》里的照片基本上拍摄于1990-2000这10年之间。这10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人的不流动转为流动、尤其是农民离开土地大规模向城市流动、迁徙这一变化,我想,应该是无数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我经历了这些变化,这些经历改变了我对摄影的认识,我拍摄了一些照片,这些照片是我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

需要说明的是,它们已经不是镜头曾经面对的“事物本身”,它们只是照片。“见证”之重,曾让我每按下一次快门感到神圣,同时又感到不踏实。越想说“这就是真的”,其实离“真的”越远——我“看见”的对象原本不是孤立的、平面的、静止的、可以由照相机的四条边框住的,框住的永远是我个人认为重要的东西。拍什么、怎么拍、用什么角度、在什么时机按快门,完全取决于个人。但是,无论我怎样用心和尽力,我都只能看到被拍摄对象的一个局部或者一点细节,而且是在某个特定时间里所呈现出来的局部和细节。最后的照片仅仅是我经历过、看见过的那个局部在某个瞬间的某个侧面——我进行过选择和删除的侧面。

这就是2000年以前我所做的摄影。我在这个时期的视觉记忆。

附《新周刊》杂志访谈(记者严志刚)
严:从外表上看,我觉得你挺像一个农民。当然不是贬义,我只是说这会不会有助于你在拍摄中更接近对象?
张:我是有农民血统。虽然我现在不是农民,但我当过农民,对农民的生活是熟悉的,拍熟悉的东西,和他们没有情感上的隔阂.

严:一开始拍摄《包围城市》你就有这样完整的拍摄思路吗?
张:当然没有,刚开始只是觉得再也不能去拍那些自己跟自己没有太大关系的照片了,熟悉的东西,自己的感觉很实在,不熟悉的东西猎奇的成分很大。

严:你的照片给了我们很明确的这个时代的特定信息,你竟然还认为它不是一种”见证”?
张:照片呈现了摄影师和被拍摄对象的某种关系,我在拍照时尽量做到直接一些,这是我的拍照方式。细心的读者除了看到被拍摄的对象,还会看到摄影师,就像你读《老人与海》,听《一无所有》,你读到和听到的不是小说和歌曲本身,是海明威和崔健,他们的情感、想像力、智慧、价值判断及他们的一切。至于见证或者不见证什么,我认为不是作者可以说了算的。

严:从《包围城市》到《流坑》再到《石头记》,你无论是在拍摄手法还是选题上都有不断的思考和尝试。有没有认真想过摄影到底是什么?
张:拍摄《流坑》的时候,能否把照片拍得很摄影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以前提到摄影之所以很隆重,是因为以前相机很少,现在谁都有照相机,运气好的话都可能拍出一张很好的照片。摄影其实是很边缘的,图像的意义跨度很大,可以为任何一门学科所用。摄影有其他门类不可替代的功能,不必辛辛苦苦去为混入艺术圈而努力。

严:就摄影师和被摄者的关系来说,你和他们是不平等的,你是处在强势.在拍摄中会不会因为他们的麻木和缺乏抵抗使你更容易拍到你想拍的影像?
张:这个问题好象已经讨论了一万遍。我认为这是属于摄影伦理方面的事,这里恐怕说不清楚。

严:我觉得今天的交谈是不是太严肃和沉重了点?
张:鬼才知道,我今天说的有点乱七八糟,也许是因为面对传媒吧。我不善言谈,可能只适合拍照和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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