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
----为张新民《包围城市》所序
顾铮(复旦大学教授)
 

美国风景摄影家安塞尔•亚当斯说:“在我的有关摄影的强烈体验的名单里,包括了在陶厄斯预先看到的斯特兰德的一些底片,威斯顿的肖像与贝壳、斯蒂格里茨的《等价物》系列照片、以及多罗西娅•兰格的高迈的人性肯定,不过我还必须加入在纽约市立博物馆展出的里斯-阿兰德照片。”(注1)这里所说的“里斯-阿兰德照片”,指的是亚历山大•阿兰德用雅各布•A•里斯的底片所印放的照片。众所周知,亚当斯是一个追求摄影的纯粹艺术性的摄影大家,但在他的这份名单里,居然会有里斯这样一个从他的摄影标准来看无论如何不会入流的摄影家,这似乎有点令人不可思议。

雅各布•A•里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改革家、摄影家,何以获得一向只以艺术性高下为摄影标准的亚当斯的如此隆重的评价?

里斯是来自丹麦的欧陆移民,于1870年抵达美国。里斯登陆之时正值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量欧亚移民怀揣淘金梦蜂拥登上“新大陆”的历史时期。而美国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的廉价移民劳动力为代价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大规模积累。里斯也曾经是这个移民劳动力大军中的一员,因此也饱尝了种种苦难辛酸。不过里斯后来成为了一个记者,为《纽约先驱报》采访警事新闻。对于奔跑在采访第一线的里斯来说,他有许多机会面对社会最黑暗的一面,了解现实的丑陋一面。而令他最坐立不安的是纽约的贫民窟问题。据记载,在1879年当时的纽约,贫民窟住宅共有21000个,而到了1900年更增至43000个,容纳了400万纽约市民中的150万人。(注2)可见当时移民的生活条件之险恶。

里斯自己来自社会底层,非常同情城市贫民的悲惨境遇并起而用自己的文章为他们鼓与呼,本是天经地义。然而,随着报道的深入,他逐渐感到了文字语言的无力。因为语言的描述再怎么详尽总受到文字的限制,无法具体描述许多惨状,尤其拙于表述贫民们的生存空间的整体环境、他们相互之间的空间关系、以及许多的具体细节。因此,他把目光转向刚出现不久的摄影。他认识到,在揭露城市贫民的真相方面,照片有其特殊的力量,在某些方面要比文字具有更强烈的表现力,因此也更具说服力,更有影响力,并因此可以促使人们起而行,努力消除社会的丑陋现象。于是,他在1888年购买了照相机等一应器材,开始拍摄纽约贫民窟。在拍摄过程中,里斯也受到贫民窟居民的不解甚至攻击,但他不改初衷,坚持实施自己的拍摄计划。在自己举办的反对贫民窟的讲演中,他大量披露了这些自己拍摄的照片。贫民们的令人惨不忍睹的生活状况马上引起了听众的注意并激起了义愤。而他的改善城市贫民生活条件的呼吁也获得了包括宗教人士、社会学家与新闻报刊的编辑等的响应与支持。1889年的《斯库里布纳氏》杂志就以《另一半人是怎么样生活的?》为题,在圣诞号以18个版面的篇幅推出里斯的照片,引起巨大反响。1890年,他出版了同名单行本,再次引起各方对于贫民窟问题的关注。这是第一本以照相铜版技术出版的图文摄影图书,开拓了摄影与文字结合扩大传播效果的新途径。

就在里斯向纽约的贫民窟宣战,以摄影揭露城市丑陋的时候,也正好是美国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纷起的年代。他的这些照片也直接影响到了一些政治家。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台奥多尔•罗斯福(史称老罗斯福,有别于领导美国参加二战的小罗斯福)读了里斯的书,自告奋勇向里斯提出,愿意与他合作一起铲除社会弊端。在他于1895年成为纽约警务评议会会长后,他与里斯一起夜巡贫民窟,大刀阔斧地撤除条件恶劣的警方收容所,整饬警察风纪,使纽约的情况为之大变。这可以说是政治家与记者的一次成功的合作。通过这样的合作,罗斯福与里斯两人之间还发展出了终生的友谊。而里斯也逐渐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以演讲为主要方式,推动全社会对于城市贫民问题的解决,成为当时推动社会进步的公众人物。

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摄影家的里斯,在他于1914年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美国社会环境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他的历史贡献也逐渐被人遗忘。只是到了惊讶于他的巨大历史贡献的亚历山大•阿兰德的出现,他才重新受到注意并成为了摄影史人物。当然,他之进入摄影史并非他的本意,这只是后人对于他的历史贡献所做出的一种评价。当然,以里斯对于社会的贡献,他也应该在社会改革史中占有一席之地。里斯的真正贡献在于,他能够想到运用摄影这个视觉手段为社会底层代言,不遗余力地促请公众关注社会问题,以其积极的社会活动确实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

几乎晚了100多年,发生在美国的城市化过程开始在中国大地上从头来过。尽管发生的原因、具体过程等全然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曾经在里斯照片中出现过的情景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有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重演。比如,里斯名作《五分钱一个床位》中的惨状,在一个名叫张新民的中国摄影家的照片里,我们发现了变本加厉的翻版。在张新民的照片里,我们更其悲哀地发现,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一共住满了20个人,其中好几个家庭是一家占用一个床位。就是这种现状,使张新民这样的摄影家寝食难安,以他的影像展开了对于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全程追踪。在整个1990年代,他以他特有的敏锐与执着,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另一半人”的生活。

与里斯只是呈现纽约贫民窟生活不同,张新民所从事的这个影像工程《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长征》描述了中国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并在城市中生存下来的全过程。由《乡镇》、《走向城市》与《城市》这三个部分组成的《包围城市》,以全景式的规模来呈现当代中国社会变动中最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农民的离土与融入城市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结构与经济政策的改变,城市化进程急剧加速,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寻找工作与谋求个人发展。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对全国30个省市6万多户农民的调查,2001年全国农村共有8961万的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而据2004年4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新发表的《中国的就业状况与失业》白皮书显示,2003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地方流动就业的人数已经超过9800万人。此报告还预计未来10年这部分人口将超达到1.76亿。这些农民,有的是主动离开贫瘠的土地寻找新的希望,而有些则是无谋开发、政绩形象工程的受害者,被迫失地、离土。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程度据说也已经高达36%,许多地方政府已经把城市化作为一个新世纪的奋斗目标加以鼓噪。

然而,这些几乎是赤手空拳地来到城市的农民在城市中的生活与工作状况并不令人乐观,甚至令人绝望。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生存温饱问题也没有得到有尊严的解决。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的城市远远没有作好接受他们的制度的与心理的准备。他们在城市里所受到的许多对待与他们以前作为一个农民受到的待遇一样,仍然充满歧视,无公正可言。虽然城市与城市中的居民已经如此地离不开他们,但城市只是利用它们,并没有想到如何接纳他们,与他们分享城市生活的好处,更没有从他们的遭遇发现城市建设自身的问题所在。农民在心理上,在现实生活上都仍然与城市、城市生活处于对立状态。

张新民的一张高楼擦窗工的照片,就典型地出示了这种对立。他从一个俯视的角度拍摄了这个在窗外工作的农民工。俯视所造成的强烈的透视关系使我们发现,这个民工与他周围的水泥丛林形成了一种人在城市如临深渊的险恶关系。而这正好最为雄辩地从视觉上定义了农民在城市中的处境。周围的环境对于他是冷漠的,他在城市这个空间里是无助的,他可以作为援手的资源是有限的,就像他只能抓紧手中的这根绳子这样,他在这个城市中孤立无援。张新民通过抓取反映农民在城市中的生活与工作的具体瞬间与细节,提示农民在这个城市中艰难挣扎。我们还看到,为合法地进入城市工作,他们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拍摄身份证件照片。而摄影作为一种制度手段,在这里马上显示出其作为权力控制的特性与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作为视觉制度力量的介入。而他们贴在蚊帐中的美人照片与放大了的人民币印刷品,则集中体现了欲望的两个基本形态与现实与内心向往之间的巨大落差。张新民从现实中摘取的这许多瞬间,具体而微地呈现了中国农民在城市中如何生存并逐渐转化为市民的过程。
当然,张新民所呈现给我们的农民工的生活现状,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生活本身,但是,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他们的生活现实其实已经构成了一个当代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已经而且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当代中国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而张新民,就是以他的摄影观看将城市化进程中的不被大众传播媒介注意甚至是有意遮蔽的暗部或者说“另一个部分”作了细腻的呈现。

在摄影中,尤其是在关注社会问题的纪实摄影中,摄影家与他的被摄对象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议论的焦点。其实,与里斯一样,张新民自己也是一个移民。他从一个四川的小城市流向了一个当时人人都心向往之的移民中心城市—深圳。这种经历也许是确保张新民始终能够以一种推己及人的体察入微的眼光,发现农民的艰难并搜视许多细节加以视觉化的根本保证。但是,与这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城市新移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张新民与这些农民工处于不同的层面也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因为有这样的落差,这样的摄影就不真诚,甚至还有榨取之赚。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而且也不可能这么简单地看待。

反过来说,没有社会阶层高下落差的平等,就能够其摄影是真诚的?我们也无法作出这样的判断。重要的是,拍摄者的关注对于现实问题起到了什么作用?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底层始终无法摆脱在他们的利益表达中处于“被表述”的宿命。而且既然是被命名为底层,无论谁来表述,除了底层自己,其实早就是一个“上层”表述“底层”的问题。这是一个无法避免但确实需要尽量改变的现实。但如果碍于社会阶层的高下差异而不去表述他们,那么他们的处境与问题首先就面临无从让人知晓的问题。所以,问题首先不是由谁来表述才是合适的,而是有没有人表述。当然,由底层自己表述自己是理想的,但这有赖于社会体制的整体进步与他们自身状况的全面改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上层”只是等待“底层”自我表述的开始而袖手旁观,那“底层”为此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底层”作为“被表述”的对象,是“表述者”的他者。表述者与被表述者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一致。由于经历、价值观、教育背景等的差异,指望双方一致认可的表述永远是天真的幻想。变形甚至是扭曲(最好不是故意的)则是必然的。但是,“底层”必须“被表述”,因为在“底层”获得自我表述的话语能力与基本权力之前,他们的境况首先需要“被知道”,而此时有人代言是必要的。只有他们“被知道”,才有可能为他们获得发展自身、表述自身的权利与机会创造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文字的、视觉的。抑或是文字与视觉的双重的代言,都是必要而且必需的。张新民的视觉与文字的代言,让更多的人们知道底层的存在与状况,就这一点而言,对于他们就有着实际的意义。

当然,也有人尝试过让他们自己表述自己。比如给他们发照相机,让他们记录自己的生活。然而,那也毕竟是被动的参与,一过性的临时参与。从这么一种短暂的过程中,要激发、培养出一种健全的主体性是有困难的。因此,在制度与环境还没有获得基本的准备前,由有社会良知的各方人士为社会底层代言仍然是有意义的,而且也是有效的,即使不是完全有效。当然,与此同时,如何促进可以使得底层能够自我表述的制度与环境的准备与建设,如何尽可能缩短底层由他人代言的过程,如何触发底层自我表述意识的生成,如何提升底层自我表述的话语能力与扩大底层自我表述的空间等、都是刻不容缓的事。

而且,我们也必须知道这种代言表述的悖论效应。张新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实。他曾经拍摄报道过无奈搭建在城市边缘的棚屋区。他的意图是让人知道有这等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思考如何人性化地解决。然而,他后来在送出稿子后又有点后悔,生怕这种稿子令他们连这最后的栖身之处也要被剥夺贻尽。收入他书中的一篇羊城晚报编辑颜长江的按语,如实反映出张新民的矛盾心情。

羊城晚报编者按语:
今天报导的棚屋区,其实在每个大城市都有。北京有浙江村,广州有“垃圾村”。部分城市居民,包括我自已在内,曾经怀着优越感,抱着可怜他们的同情心,保持着一种警觉去看他们:他们是盲流,他们脏乱差,是城市的污染源;他们“村”里杂七杂八,是治安犯罪的渊源,他们没有生活品味;他们不可接近……甚至有同行如同挖到宝一样,惊呼发现了损害城市的一大公害,满怀义愤地呼吁有关都门捣毁……

现在,随着摄影记者的眼光,我们可以走近他们。我们发觉:他们艰苦,但不乏拼搏心、上进心乃至希望;他们有人情味,他们有爱,有很好的感情;他们没有城里人自我封闭的怪脾气,居然可以十个平方住十户人家;他们在认认真真地生活……

今天摄影记者发稿时附给编辑一张纸条,上面说:“稿子面世之后,会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倘若连这样的居住环境也要失去,我这样的发稿是罪过。我宁愿让这些照片束之高阁……有的城市,过去对于棚户一概是拆,所以我担心被关注者反被关注伤。”

他这种态度让编者感动。但我们还是编发了,在此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将其简单处理,这是我们发展中特有的现实;是我们从计划转向市场这个转型期特有的现象——城市发展需要这样一批来自乡村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在为城市作贡献,而他们不得不形成了一些“负面”因素,这就是发展的代价,我门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这个现实,如何面对:我想可以有限度地改善它,包括居住、卫生、管理等方面,这并不难。当然如果有条件,可以像珠海那样建设外来民工新村。总之,简单拆毁,也许我们的城市可以形象光鲜,但我们的心灵却要蒙上一层垢。

我想,住在什么花园与住在棚屋区,都有一个共同点:住的都是人。(
撰文•颜长江)

此文道出了现下中国包括有良心的记者在内的有话语权的各方人士所面临的一个两难处境。从伦理上说,为底层代言是道德的,但这种代言反而有为行政利用反而使自己陷于不道德之窘境。“我担心被关注者反被关注伤”说出了这么一个两难。在一个没有足够的制度准备与社会援助手段的地方,在一个许多当事官员缺乏基本同情,习惯以“刁民”来称呼百姓、习惯欺上瞒下搞政绩求升官的地方,报道了底层的苦难却反而给已经无法再往更底层下降的人带来更大的麻烦,同时又给急欲显示权欲者创造了弄权、炫权的机会,这怎么不让正直的记者踌蹰再三?但是,不拍摄、不代言又会怎么样?

在这样的困境中,摄影的无力感就非常明显。如果不与社会其它各方联手,仅仅是摄影与文字的呼号就显然远远不够了。因此,我们在庆幸有张新民这样的摄影家为农民工代言的同时,我们还想进一步发问的是,像与里斯全力合作翦除纽约贫民窟的中国的罗斯福们在哪里?

虽然我们知道,作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并不像国外的民意代表那样大多数是民选专职代表。他们有着他们自己的本职工作,并无太多时间代表人民,为包括底层在内的人民代言。但是,我们仍然想要发问,在丑陋与不义嚣张横行的今天,只求“政绩”的官员、作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为什么不可以在记者“发现”了一些情况后,像罗斯福那样,主动与记者联系,一起展开调查并进而革除一些社会固疾?当然这个想法确实有点天真。罗斯福与里斯的合作也只是例外。因为从本质上说,官员与记者不应该是如此相互信任、合作无间的,而是应该相互戒备。只有相互戒备才能保证双方都小心翼翼地从事。但民意代表与有良知的记者相互配合,共同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合作却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只有这样,才能对行政保持压力,展开督促。但如果记者们捅出社会问题,而记者与行政双方力量不成比例的时候,这些问题将如何解决?难道只是依靠或相信行政的愿望与能力?如果不能,基本的思路应该是由我们选出的那些作为立法者的民意代表介入到这场力量博奕中来,谋求社会问题的解决。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在一场需要作为立法者的民意代表参加的力量博奕中,立法者往往缺席。于是,记者与行政的较量就往往成了一场没有悬念的博奕。因此,我们有理由呼吁,我们需要像罗斯福这样的负责的作为民意代表的政治家与记者一起关注现实。整个社会体制如果没有一种政治上的制衡机制,与社会问题作殊死斗争的记者,仍然只是与风车对打的唐吉诃德一个。

我们同样还需要制度层面对于社会进步的各种推动措施。比如,就像里斯的书在当时的美国成为公共图书馆与学校的推荐图书一样,张新民这本书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大中小学校的参考读物?尊重人的意识的培养与推广,一是要从小开始,二是要整个教育系统的持续不懈的努力。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不能够将此类图书作为能够培养学生的社会意识与同情心的参考图书?好的制度环境其实就包括了如教育等方面的各种配合。而这就是纪实摄影渗入人心、如何与社会展开良性互动所能仰仗的制度性保障之一。当然,摄影家本身如能更主动积极地投入到这种与社会的互动中去就更好了。

现在有许多严肃的纪实摄影工作者与记者抱怨摄影不受重视,摄影无法在公共领域产生更大影响。但从某个角度来看,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现在的问题不是不理解、不重视摄影,而是许多权力者与趋权者太善于利用摄影。他们太熟谙利用摄影为自己的政治形象上彩、利用摄影帮助官员打造形象工程、利用摄影为自己谋取私利。应该说,摄影早就被那些心术不正者利用到了极点。摄影从来就是政治的,但那是为一小撮人的政治。这些人不是不重视摄影,而重视摄影过头了,他们重视在明信片上印出光鲜的城市,他们会化费纳税人的血汁钱去做城市形象宣传样本,而其中往往就有利用电脑造假的照片,他们浪费大量公帑搞什么一日、新貌之类的摄影活动与出版物。他们喜欢的是曼哈顿化的城市照片,他们要的是人人在莫名其妙地笑的照片。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误导了对于摄影的真切认识的同时,也极大地遮蔽了我们周围需要正视关注的许多社会问题,大大降低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社会能见度。如果摄影只能堕落到以这种方式才能受到重视,获得所谓的认可的话,那其实就是意味着摄影与良知的同时堕落。张新民的照片,显然不仅会刺痛许多人的良心,同时也会刺痛某些为官者的神经,因为他们觉得你这是在故意发难,拆台脚。但是,如果纪实摄影连这点“难”都发不出的话,那么摄影还能够做什么呢?

中国的纪实摄影发展到今天,不见战果向纵深扩大,反见沉滞与低迷,这当然有摄影家自己的责任,但与整个社会环境整体变得势利、功利与犬儒有相当关系。一方面,有所谓的学者策展人与商业画廊挟持资本主义艺术市场逻辑,联手以“艺术”之名排挞纪实摄影,嘲之为不现代、过时,另一方面,肤浅无聊的大众传播媒介则以成功故事蛊惑人心挤占纪实摄影的版面空间,加之没有一个健全社会所拥有的第三部分的社会团体加以支援,因此许多有责任的摄影家就只能是悲壮地孤军奋战,悲从中来。张新民的纪实摄影,显然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以一人之力就他所持续关注的社会问题上剀切提示,什么是摄影应该做的而且是可以做的。他的工作是多么的可贵。在中国,这样的摄影家不嫌多,只嫌少。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实摄影作为一个与时代抗衡的手段的可能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显得迫切与重要。

在此,还要深切感谢已经为摄影在中国获得大面积的公众认知做了切实工作的黄利、万夏两位,他们的热肠与任侠,使张新民的这个文图俱佳的大作有了向中国公众完整展示的可能。

注1 Alexander Alland,Jacob A. Riis:Photographer&Citizen,Aperture,1993,New York,p6.
注2:王旭,《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北京,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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