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笑到最后的是照片
——图象记录与“见证”之不能承受之重
深圳 张新民

一.臭名昭著的照片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以“百人斩大接战”为题,刊登了日军少尉向井敏明、野田岩在南京杀人竞赛的照片。两人各执满是缺口的战刀,野田:“我已经杀了一百零五人了!你杀了多少?”向井:“我已杀了一百零六人了!”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这篇报道的副题是:“勇壮!向井野田两少尉”。

任何人,都能看出这张照片拍摄者和传播者的意图何在。

1947年12月18日,南京大屠杀过后整十年,日本战犯向井敏明、野田岩在南京受审。1948年1月28日,向井敏明、野田岩被执行枪决。十年前意在显耀侵略战功、为鼓舞侵略者士气而拍摄、传播的“勇壮”,最终成为法庭审判杀人犯的铁证。这个结局,是拍摄者和传播者做梦也想不到的。

这张照片记录了两个杀人犯的身份、相貌特征和作案工具,还有他们的狂笑。作为见证,却与拍摄者、传播者的主观意愿相去甚远。

二.强有力的图象与摄影师的功力
这是一批让人震撼的照片,我第一次读到它,是在台湾《摄影家》杂志1995年4月号——“S-21监狱的照片”专辑里。

《面对死亡》,阮义忠先生用这一期杂志的全部页码,公开发表了金边S-21秘密监狱的部分死囚肖像。1976-1979红色高棉波尔布特政权的种族灭绝行动,屠杀了100多万人, S-21秘密监狱只是若干灭绝现场之一,1976年年初到1979年头10天这段日子,这个秘密监狱大约囚禁了14200多名人犯。波尔布特政权倒台以后,在S-21监狱发现了近6000张底片,那是被关押的犯人行刑前的最后肖像。

面对死亡的这些肖像,画面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差不多就是半身证件照,显然是为行刑前的“验明正身”而拍摄,然而人物的精神和意志却穿透纸面,直入人心。
翻阅这些照片,你会感觉到,照片里的每一张面孔、每一双眼睛都在跟你说话。说他们内心有多害怕;说他们对生命有多珍惜;说他们对亲人有多挂牵;说他们的往事;说他们的期望;说他们的绝望……

当我们看着这些罹难者的时候,他们也看着我们。

为这一期专辑撰文的David chandler在他文章结尾时写到:我们拍照,也被别人拍。当彼此的视线交会之际,我们其实也都有可能成为牺牲者、犯罪者,或者过路人。这些照片让我们体会到1975-1979年初这段时间笼罩柬埔寨的恐怖统治,也让我们学到容格所谓的“自己的阴影”。

作为杂志主编,阮义忠先生评价S-21监狱有些照片“毫无疑问称得上摄影史中最强有力的肖像,足以和奥古斯.桑德的作品相提并论。”

经手整理这批底片的法新社驻香港图片编辑克里斯.雷里说,从这6000多张照片中看到的背景、构图都很多样,暴光程度、品质、使用胶卷也不一样,有的照片甚至能看到边拍边学的迹象,因而确信这批底片不是出自一两个摄影师之手。

行刑前“验明正身”是拍摄的目的,影象是否强有力,能否成为摄影史中的经典,绝不是S-21监狱那些无名摄影师的初衷,如果要说这些照片的强有力,既和摄影师的努力无关,也可以说和摄影师的功力无关。这些影象之所以扣人心弦,纯粹是被摄人物因处境而自然产生的心灵反射,是即将被人类屠杀的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凝视。

三.“见证”与“真实”
分析以上两个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图象所产生的力量具有多重性、而且不以人的主观意念为转移。照片的社会价值,并不取决于摄影师拍摄照片的源动力,而取决于社会需要。

摄影的瞬间纪录功能,成就了照片“真实”的外衣。与文字、绘画、口述相比较,照片显得真实可信。因而在纪录性图象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真实”是被用得最多最广的一个词——只有“真实”才能支撑“见证”,历史是需要被“见证”的。

但“真实”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意识形态。“真实”受意识形态支配和利用,“真实”是具有多面性的,看我们用什么意识系统去解读。在同一时间,看同样的照片,不同的意识形态会有不同的解读;即使意识形态不变,在不同的时代(时间)看同一张照片,也会产生不同的解读—— 除了意识系统,裁判“真实”的,还有时间。

探讨图象的“政治心理学”,不是这篇短文所向。作为一名拍摄纪录性图象的摄影师,我想说的是,在“见证”与“真实”的围困中,我所理解的拍摄过程和拍摄结果——照片。

是的,我们拍照,但也被别人拍。我们观看,也被别人看。如果说拍照就是一种观看,那么我们希望看见什么?

我们希望看见“真实”?

“见证”之重,曾让我每按下一次快门既感到神圣,同时又感到不踏实。越想说“这就是真的”,其实离“真的”越远——我“看见”的对象原本不是孤立的、平面的、静止的、可以由照相机的四条边框住的,框住的永远是摄影师个人认为重要的东西。拍什么、怎么拍、用什么角度、在什么时机按快门,完全取决于个人。但是,无论我怎样用心和尽力,我都只能看到被拍摄对象的一个局部或者一点细节,而且是在某个特定时间里所呈现出来的局部和细节。最后的照片仅仅是我经历过、看见过的那个局部在某个瞬间的某个侧面——我进行过选择和删除的侧面。

纪录性图象从拍摄开始,“真实”就是被指定的。它们已经不是镜头曾经面对的“事物本身”,它们只是照片。对于从事社会纪实摄影的人来说,承认任何记录都是记录者选择的结果,是对“真实”体面的妥协。有了这样的心态,当我们按下快门的时候,也许就不至于被“见证”压得喘不过气来。

当然,如果要说“见证”,照片倒是见证了摄影师与“事物本身”之间的关系。细心的读者会看到,照片在记录“事物本身”的同时,也记录了摄影师按下快门那一瞬间的心态、动机、价值取向、情感甚至摄影师在那个特定场景里的体力、耐力、张力和应变能力。

四.照片会笑到最后
承认纪录性图象从拍摄开始,“真实”就是被指定的,那么我们希望看见的“真实”,也就是照片的客观性,其实是一个幻觉——“物质真实”已经被“视觉真实”所置换。但“照片代表事实”这个幻觉从摄影术诞生直到今天,人们不但依然相信,而且上升到崇拜,图象崇拜使照片获得巨大威力,大众传播机器更是不遗余力地利用照片,强化自己所指定的“真实”。在传播过程中,因为过分强化指定“真实”而导致修改甚至篡改照片的实例并不少见,这个时候的照片其实又很脆弱——换一个标题或者注释就可以完全改变其意义,不同的编辑组合也可以达到改变照片意义的目的,如果借助数码技术,就更可以随意编织、为所欲为了。

对于从事纪录性图象的生产者来说,摄影不仅是一种挣钱的方法,还是对现实问题抒发情感和表达意见的手段,所以明明知道大众传播机器对图象记录的操控(很少有记者能够保证交稿后自己的观点不被歪曲),但还是离不开传播机器——照片不进入传播很难有社会价值。摄影师对自己的照片往往抱有极大的期待,但是照片的命运不会由我们来决定,我们没法左右照片的影响力,我们唯一能左右的,就是拍照片的时候有没有尽到全力。

曾经有一位尽全力把自己融入摄影的人,小心翼翼地向我展示他精心放制的纸基纸黑白照片,带着白手套,神情肃穆,冷不仃冒了一句话:小心点,它们比我寿命长。
是的,我们拍照,我们也被别人拍。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照片,其中很多照片的命运,和照片拍摄者、传播者的希望背道而驰。

照片仅仅是照片。当一切烟消云散,当照片的拍摄者和传播者都消失的时候,真正有价值的照片还会存在,正是这些照片,会笑到最后。
2005-10-10于深圳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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